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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发布这样一个案例：刘平于2021年9月入职某物业公司。2023年1月13日，刘平已超法定退休年龄，却在当天工作时受伤，被确诊为桡骨下端骨折，后鉴定为工伤九级，停工留薪期为六个月。由于物业公司未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刘平无法申请工伤理赔。2023年7月11日，刘平向公司提交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停工留薪期待遇等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公司进行各项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刘平达到退休年龄后与公司已非劳动关系，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缺乏法律依据，仅判决物业公司向刘平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工伤医疗费等共计2.3万余元。刘平不服上诉，最终经北京一中院调解，才获得6万元工伤调解款，而这一过程历经700余天。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2016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在社保方面，工伤、养老、医疗等相关配套制度亟待加快制定。目前，虽然政策在保障渠道上有创新，如允许单独缴纳工伤保险，但在具体操作上还面临诸多问题。例如，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的具体缴纳规则尚未明确，各地社保系统对于超龄人员缴纳社保的支持程度不一，部分地区的社保系统甚至不允许超龄人员缴纳社保。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只有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各项操作细则，调整社保系统等，才能确保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能够真正落地，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沈建峰说。